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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已經飛入中國百姓的千家萬戶，吃驚、擔心、害怕都不能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干掉”這些霧霾。霧霾是近代工業急速發展的后遺癥，幾乎沒有國家避免。霧霾是近年突然暴發的嗎?現有的科學研究能否破解霧霾成因?大氣污染治理技術在治理霧霾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在部署2014年工作時,環保部提出了今年環保工作重點是大氣污染治理。

大氣污染防治也需區域化治理

按照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部署，在此之前京津冀地區已開展有關區域協作嘗試。但與京津冀地區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長三角各地區間相互協作和聯結的內在基礎是市場，也就是經濟發展的互補性需要。因此，具體到大氣污染的防治，并不存在某個地區（省市）一定要從政治或大局的高度來服從另外一個地區大氣環境保護目標的可能，*的可能只能是實現共贏。

這意味著，要真正驅動作為長三角生態環境功能區一分子的各地參與到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的框架中，就要有一些內生的動力。顯然，如果加入了防治協作框架而又不能給本地區帶來相應的激勵，那么這樣的污染防治機制也許只能是一個“擺設”。

當然，從國家大氣污染防治的大局出發，按照區域的范圍建立“大塊狀”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新機制已是迫在眉睫。一方面，出于縮小管理層級和提高執行力的需要，原先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有必要從“被碎片化”的行政區域劃分中盡快調整過來，改為適應不同生態功能區特點的“中觀”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從現有的央地財權事權劃分體制來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在短期內仍需以“屬地化”為主，如果一味拔高其管理層級的話，恐怕又會令萬眾矚目的大氣污染治理不能落地而無法在短期內取得較大成效。

不過，關鍵問題仍在于，如果說單純的“屬地化”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因缺乏外部聯動效應而缺乏成效。那么，長三角的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究竟給各地區帶來怎樣的內在激勵，并進而實現“共贏”呢？

當然，對于大氣污染防治，區域性“市場開放”的意義絕不僅僅止于環境服務的輸入和輸出。下一步，隨著國家對各區域環境污染排放加緊總量上的控制，有市場基礎的長三角區域應該提前考慮的是，先行先試，對污染排放權這一要素進行市場配置。這，無疑才是更大的改革嘗試和突破。

2014年全國環保工作重點之一：大氣污染治理

2014年1月9日,2014年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2014年減排目標,氮氧化物減排指標高。2014年減排目標為:相比2013年,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下降2%、2%、2%、5%。其中,氮氧化物減排指標高。

2014年環保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深化大氣污染防治,直接目標是降低PM2.5、PM10的年均濃度。PM2.5、PM10不僅可由燃煤、機動車、揚塵、生物質燃燒等直接排放,也可由空氣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經過復雜化學反應形成,因此PM2.5、PM10治理需實施多污染物協同治理。

國內大氣污染情況日益嚴重,為改變現狀,進入“十二五”之后,、、環保部陸續出臺了多項政策促進大氣污染防治。其中,于2013年9月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計劃》提出了十條大氣污染防治具體措施,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動綱領。2014年1月,與31個省(區、市)簽署《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可確保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順利實施。霧霾治理中很重要的一項任務是工業煙氣治理,主要是燃煤機組脫硫脫硝。截止2012年底,92%的火電機組已完成脫硫設施建設,且火電脫硝設施建設高峰將出現在2014年,因此我們判斷2014年煙氣治理行業開始進入運營時代。2012年底,火電脫硫運營市場規模高達540億元,火電脫硝設施運營市場規模在2016年時也將達到370億元。脫硫脫硝設施運營有兩種模式:電廠自主運營、第三方特許經營,其中,特許經營是政府鼓勵的模式,具有運行維護專業化水平高、運行效果好等優點。2012年底,脫硫特許經營比例僅為11%,脫硝特許經營比例只有3%,特許經營發展空間很大。

多領域專家會診霧霾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遠航，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柴發合，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等10位來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專家，就大氣污染防治暢所欲言。座談會得到了社會發展司的大力支持。

針對記者提出的霧霾產生的貢獻源是否已厘清的問題，柴發合回應說，包括來源解析、空氣質量模型和排放清單等，在863計劃、支撐計劃的支持下，已基本建立了科學方法體系，但是這些方法應用到某個地方或在應用過程當中，因為基礎數據問題和部分方法學問題，現在還不能非常地說明每個地方的污染來源。

“實際上不同污染階段、不同污染水平、不同季節，霾的來源*不一樣。”柴發合解釋說，每個城市之間排放源的結構和地形都有很大差別，因此要針對具體區域和城市，真正搞清楚問題在哪里，再尋找解決方案。對此，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賀泓認為“難度很大”。目前科學家正在應用多種動態源解析、同位素源解析等方法，力求搞清霧霾成因及各種來源所占的比例等基礎問題。

在張遠航看來，大氣污染問題是因為先進積累和發展的，在一個特定的時期突然暴發。我國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始于上世紀70年代，并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賀克斌稱，之所以我們能把老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解決，同時還能鑒別出新問題，得益于幾十年來的科技支撐。而現在的問題是排放強度快速下降，值快速上升，尾部治理的方式已無法適應當前形勢，必須要走倒逼結構調整之路。

提及空氣質量預報，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則認為，始于10年前的空氣污染預報，現在更應關注小風、靜風天氣預報，以及靜穩天氣強度和持續時間，這樣預報準確度至少接近天氣預報準確率。“針對模型的不同特點，我們發展了空氣質量多模式集合預報系統。”王自發說，該系統在北京奧運會后，又相繼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的空氣質量數值業務預報系統，迄今一直在為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空氣質量預報服務。

大面積持續霧霾是由“核霧染”所致?雖然沒有數據證明霧霾與核輻射相關，但這個疑問已經在互聯網上發酵了一個多月。當記者將這一問題拋給現場專家時，賀克斌稱，網上只是推測，現有的數據不能支撐這一說法。

針對嚴峻的大氣污染形勢，我國大氣治理技術和監測儀器不甘缺位。中科院安徽光機所研究員劉建國介紹說，過去10多年間，我國從研發到企業產業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僅就備受關注的PM2.5監測而言，環保部在2012年年底緊急推進這項工作，*批10多億元的設備被美國公司搶占先機。“為此，環保部進行了國產PM2.5的監測儀器的命名和認證工作，一年多來，國內眾多儀器廠家生產儀器不論是性能指標還是穩定可靠性來講不比國外差。”